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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均是以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形式出现，对外宣称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然而，现实运作中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重背离了公司法人的制度秉性。从财产上看，地方政府多是以土地、股权、税费、国债等作价出资形成平台公司的资本金，这些出资无需履行严格的登记公示程序，平台公司需要在地方政府的直接主导或间接控制下进行投融资，对公司财产没有独立的支配权。从组织上看，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没有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不实行市场化运作，其重要高管职位由地方政府公职人员兼任，体现出强烈的行政管制色彩。从责任上看，平台公司依靠地方政府的信用进行运作，由地方财政直接或间接承担偿债责任，法律责任独立性的缺失使其难以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职能是政府融资和承建政府投资项目，具有典型的公益性，与公司追逐营利这一本质属性大相径庭。所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只是借用了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外衣”，并不具备商事公司的实质特性。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国家机关不能成为合同债务的担保人。然而，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于为其融资平台公司提供隐形担保，典型方式是出具所谓的“承诺函”、“安慰函”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担保形式，更有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立法性文件或者特许协议的形式进行担保。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常采用“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收费权”、“土地出让收益经营权”、“市政公用行业不动产收益”、“特许经营权”等作为权利标的进行。但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这些权利能否作为权利质押的标的未作出相应规范，导致融资平台公司的面临较大的制度风险。

　　考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制度变迁，不难发现中央政府更多地是采取默许而不是打压的态度，尤其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报以明确支持的态度。而在2010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和地方债务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展开的利益博弈并非一种基于宪法的博弈，而属于一种缺乏制度安排条件下的讨价还价。

　　在财政法治视野下，我们主张采用公共财政的理念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型化治理的价值衡量标准。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可以说是继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法领域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变革。倘若地方政府通过其融资平台所募集的资金用途偏离了社会公共利益，则必须接受严格的法律规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意识较为淡薄，公共财政的法律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地方政府的权力寻租普遍存在。因此，必须用公共财政的理念审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将那些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而事实上不具有公益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坚决予以取缔。

　　均等化转移支付也是很值得借鉴的一种化解地方债务的制度构想。目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存在着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缺乏合理的标准、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等诸多问题，与财政法治的理想图景相距较远。我国应以《财政转移支付法》的出台为契机，重点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财权严重失衡的问题，将财政均等化的理念贯彻到财政转移支付的具体制度设计当中，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性、规范性、稳定性和透明度。